作为新兴行业，直播电商发展迅猛，尤其在新冠疫情头两年，线上消费需求的增长，带动了整个行业规模的跨越式增长，李佳琦、薇娅曾是直播电商的半壁江山。

聊天、喊麦、健身、唱歌，五花八门的直播方式，最后逃不开“上链接”，一晚就赚到普通人望尘莫及的财富。

这样暴利的生意模式，自然吸引了不少入局者，很多明星都转行去带货，本就鱼龙混杂的市场更加浑浊不堪。

近几年，屡屡曝出有主播偷税漏税，而且金额不小。很多人因此好奇，直播电商行业是怎么缴税的？国家又是如何监管互联网偷漏税的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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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播个人的涉税问题

直播电商，对主播的依赖尤其高。

为了留住主播，平台往往开出诱人的条件，除了按照成交额取得佣金，咖位大的明星做客直播间，还有一笔不菲的出场费，头部主播工资奇高。

但并不是所有主播都如此，直播圈也是有鄙视链的，主播主要分为“个体户”和“打工人”两类。

如果主播以个人名义签署合同，收入直接归到自己名下，纳税人就是主播个人。

2021年11月被曝偷税漏税的网红雪梨、林珊珊，就是以个人名义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，她们从平台取得收入的性质是工资薪金所得（劳动合同）或劳务报酬所得（劳务合同）。

预扣预缴税款时，劳务报酬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，减除费用按800元计算扣除；

每次收入4000元以上的，减除费用按收入的20%计算扣除，差额为应纳税所得额，再套用三级累进预扣预缴税率，匹配适用税率和扣除数计算所要缴纳个税。

劳务报酬的预扣预缴个税税率为20%-40%，年末需要并入个人综合所得，适用3%-45%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。

这种模式适用于那些个人单独作战、没有团队、没资源的人员，或者刚开始尝试做、没规划的群体，相对节约前期的公司运营成本。

有的主播则是为公司“打工”。

她们以工作室名义签署合同，无论工作室是个人独资企业，还是合伙企业，都不能直接对个人征税，而是对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，合伙企业的合伙人，征收个人所得税。

这部分主播的收入类型，主要是销售提成和坑位费为主，“所得”性质上为经营所得。

按照个人所得税法中的经营所得征税，适用5%-35%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，应纳税所得额等于每一个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、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。

2020年，很多明星以这种形式参与“直播”，他们以工作室的名义签署合同，既赶上了“直播热”，增加了曝光度，又不用像专职主播一样承担太大的业绩压力。

还有些主播，以公司的名义向直播平台提供服务，她们取得的销售提成和坑位费就不再缴纳个人所得税，直接归入公司名下按25%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。

与此同时，公司还需要缴纳增值税及其附加税等其他税种，相关费用也可以在税前扣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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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CN公司的涉税问题

当然，在直播行业，头部的网红主播并非单兵作战，往往是由所属的MCN公司进行统一管理。

一方面，MCN公司会与直播产品的品牌商，对产品、价格、主播、利益分成、直播平台、日期等进行协商沟通；

另一方面，MCN公司也会直接签署直播电商推广合同和订单。

手握大量资源的MCN公司，无疑是金字塔的顶端。

为了利益最大化，他们往往与主播签订“雇佣合同”，主播收入构成主要为工资薪金、提成奖金。

小财女还记得，去年全网热播的电视剧《底线》，开篇就讲了一个“主播骆优优猝死案”。

女主播骆优优在某MCN公司上班，每天超负荷直播，最终在直播间工作时猝死。

这个案件的争议点是，公司认为自己与她签订的是“雇佣合同”，是合作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，只愿象征性地给予20万元，作为人道补偿。

但在后续的调查中，法官发现，骆优优每天需要按时打卡上下班，有门禁、考勤管理系统，接受传媒公司的制度管理，工作内容、时间没有完全的自主权，需要接受公司的安排。

因此，认定骆优优与该MCN公司存在“劳动关系”，骆优优之死属于“工亡”。

雇佣关系下的主播，工资薪金所得适用3%-45%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，年度奖金可单独计税，也可并入年度综合所得统一纳税，主播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扣代缴。

不过，这只是一般MCN公司的做法，成熟的大主播都选择成立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来开展业务，李佳琦的美ONE、薇娅的谦寻文化，都是个人独资企业。

此外，我国还存在大大小小的“税收洼地”，它们分布在上海、江西、湖北等地。

薇娅的避税，就利用了“税收洼地”。

从2019年开始，薇娅陆续在上海设立多家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，即所谓的“空壳公司”。

这些“空壳”没有实质性经营活动，只是薇娅避税的工具，通过这些个人独资公司，将佣金、坑位费等劳务报酬所得，转换为企业经营所得进行虚假申报偷逃税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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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不是偷漏税的“法外之地”

这种偷逃税的办法看似高明，但根本逃不过税务机关的稽查。

2021年12月20日，薇娅被曝出，薇娅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，通过隐匿个人收入、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6.43亿元，其他少缴税款0.6亿元。

最终，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决定对薇娅处以13.41亿罚款，相当于偷逃税款的两倍。

税务稽查局的“重拳”，一是惩罚藐视税法的人，二是给有潜在歪念的人以震慑。

随着直播电商经济规模的扩张，其中复杂的业务形态、收入模式、劳务关系等，给我国的税收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。

文娱直播等高收入行业的偷逃税问题，国家早有警惕，但一直未作为税务稽查的重点，这也让很多从业者心存侥幸。

直到2017年明星“天价片酬”引发社会关注，国家税务总局才不得不引发《通知》，要求加强对影视行业天价片酬、阴阳合同、偷税漏税等问题的治理，对直播电商行业纳税的整顿也正基于此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市场经济腾飞，涌现了很多新的业态，过去的传统电商，如今的直播电商，以及未来的元宇宙。

新兴行业更新迭代快，可能在发展早期，国家政策监管不到位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定是从“粗放式”走向“精细化”管理的，相关从业者不应胆大妄为，对国家政策要有敬畏之心。

当然，税法的制定，并不是为了束缚企业的发展，相反，国家近几年大力推进“减税降费”，目的是给中小企业减轻负担，鼓励新兴行业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。

狄更斯说，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，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。

身处时代的洪流，我们要跟着国家大方向走，依法纳税，也要保持自身的活力，做时代的弄潮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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